春草长青　师恩永存——深切缅怀恩师张岂之先生

2026年7月19日，惊闻我的恩师张岂之先生与世长辞，我悲痛万分，久久不能平静。

今年春节前，我还在三亚遥祝先生福寿康宁、颐养天年。未曾想到，数月之后，这份新春祝福竟成为我对先生生前最后的遥祝。

几十年来，每逢春节和重要节日，我都要前往先生家中拜望，向先生汇报自己的学习、研究和工作情况，并亲手为先生书写春联。如今再次翻看历年拜望先生时留下的照片和文字，先生的音容笑貌、谆谆教诲仍如昨日。书房中的谈话、门前的春联、先生珍藏的老照片，以及先生对我治学和为人的教导，都已成为我终生不能忘却的记忆。

对我而言，张先生不仅是我的恩师，也是发现我、培养我、帮助我走上中日文化交流与东亚考古研究道路的伯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国内学术界逐步恢复与国外的交流。当时，能够使用外语直接阅读国外专业资料、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教师还不多。张先生担任西北大学校长期间，明确提出：“我们要培训我们自己的外语人才。”在先生的倡导和支持下，西北大学开设了教师英语培训班和教师日语培训班。我也参加了教师日语培训。我至今珍藏着一张1983年7月9日在西北大学校园“红楼”门前拍摄的教师日语培训班合影。

照片中的邵继尧、李汝松、肖桂薪、韩倩彬、刘忠阳五位老师，曾经认真教授我们日语。后来，几位老师先后离开了我们。每当看到这张照片，当年的学习生活和老师们耐心讲解的情景都会重新浮现在我的眼前。这张照片不仅记录了我们学习日语的经历，也记录了改革开放初期西北大学培养外语人才的一段往事。

我还清楚地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傍晚，张先生特意来到西北大学教职工宿舍“半边楼”二楼429宿舍找我。先生告诉我，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吉川忠夫先生即将来西安访问，希望由我负责接待，并陪同吉川先生参观乾陵、药王山、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以及西安周围的文物古迹。在交代接待任务时，张先生郑重地对我说：“你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学习日语，西北大学要培养自己高水平的外语人才。”先生的这句话，对我后来的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陪同吉川忠夫先生参观考察的五十三天中，我一面承担接待和文物讲解工作，一面利用与吉川先生朝夕相处的机会学习日语。在这一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若要深入研究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和东亚考古，仅仅依靠中文资料是不够的，还必须掌握日语，直接阅读日本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在吉川先生离开西安前一天举行的送别活动中，他亲切地对我说：“小王，我觉得你的专业基础打得很扎实，请你抓紧学好日语，以后有机会我请你赴京都大学去留学。”

张先生和吉川先生的两句话，成为我学习日语的最大动力。第二天，我便前往西安东大街新华书店，购买了一套上、中、下三册的《日本语》教材。西北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游钦赐先生得知我要学习日语后，又为我提供了一台“砖块形”单放机和一套录音磁带。当时的语言学习条件远不如今天便利。我只能从最基础的发音和课文开始，一句一句地听，一篇一篇地背，不断重复录音中的内容。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再加上西北大学教师日语培训班的强化训练，我的日语水平有了较快提高。后来，我参加了全国遴选赴日本留学人员的外语水平考试，并顺利通过。

当时，西北大学虽然已经与京都大学建立了友好关系，但两校之间尚未建立人员互换交流协议。1986年3月22日，我前往日本同志社大学留学，师从日本考古学家森浩一先生，开始系统学习日本考古学，并进一步开展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和东亚考古研究。

回顾这一段经历，我始终认为，真正帮助我实现负笈东渡留学愿望的伯乐，就是张岂之先生。

先生给予我的，不只是一次接待外国学者的机会，也不只是一次赴日留学的机会。他使我认识到，考古学研究不能局限在自己已经熟悉的语言和资料范围内。研究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必须直接了解日本考古材料和日本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当时我还没有掌握日语，先生却已经看到了外语能力对我今后学术研究的重要作用。他不是停留在一般性的鼓励上，而是为我创造了接触日本学者、学习日语和走出国门的实际机会。

我赴日本学习以后，先生仍然关心我的研究和成长。回国后，我继续从事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丝绸之路考古和东亚考古研究。此后几十年，每逢春节和重要节日，我都会前往先生家中拜望，向先生汇报近期的研究、考察、教学和学术交流情况。我曾向先生汇报自己关于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和丝绸之路考古新发现的研究，也曾汇报在北京联合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进行系列学术讲座的情况。先生总是认真听取我的汇报，并就有关问题与我交谈。我每次拜访，原本只打算稍坐片刻，但谈起学术和学校往事，往往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一个多小时。

有一次拜访时，先生签名赠送给我一部新作《不舍集》。“不舍”二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先生到了晚年仍然坚持读书、思考和写作，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也成为我在治学道路上努力学习的方向。先生曾当面对我说，做学问一定要躬身力行，不能依靠和借用学生的成果来完成自己的研究。先生九十四岁时，仍亲自起草纪念张载诞辰一千周年大会的研讨发言。他特意对我们说，那篇发言是他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这句话使我深受教育。先生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学术研究必须真实。自己的文章要经过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观点要建立在亲自阅读材料和长期研究的基础上。无论年龄多大、职务多高，都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更不能把别人的劳动变成自己的成果。

先生在学术上严谨认真，在与学生相处时却十分谦逊宽厚。他不喜欢别人对他作过高评价，也不愿意接受超过实际的赞誉。2021年2月10日下午，我在一位朋友陪同下前往先生家中拜年。那一年，我为先生书写了一副春联：

上联：志赋美德立天地；

下联：福润世代定乾坤；

横批：德高望重。

先生看到“德高望重”四个字后，认为评价过高，没有让我们把这幅横批张贴起来。他笑着说：“说得太过了，没做到啊。”先生还教导我们，在人多的场合要少说话，言多必失；平时也要少说话，多做好事。这些话看似平常，却使我记了许多年。先生不重空谈，不求虚名，更重视一个人是否真正做了有益于他人、有益于学校和有益于学术的事情。

几十年来，我每逢春节都要为先生书写一副春联。

2018年，我写的是：

上联：天增岁月人增寿；

下联：春满乾坤福满楼；

横批：四季平安。

2019年，我又写过：

上联：天增岁月人增寿；

下联：春满乾坤福满门；

横批：吉星高照。

2020年，我写的是：

上联：好日子舒心如意；

下联：美家园幸福平安；

横批：福寿康宁。

这些春联并不是什么贵重礼物，却代表了我作为一名学生对老师最朴素的敬意和祝福。每次拜望先生，我都亲手把春联带到先生家中。有时由我和家人、朋友一起张贴，有时先生也会认真观看春联的内容，与我谈论其中的文字。我们将上下联贴在门的两侧，再把横批放在合适的位置。如今，这些春节拜望的场景，只能从照片和记忆中重新寻找。

有一次，我向先生汇报完研究情况后，先生从家中取出一本保存多年的老相册。相册中有他担任西北大学校长期间，与日本同志社大学校方举行会谈的照片。当时我也有幸参加了那次会谈。

1987年11月，张先生曾在日本同志社大学举办“新岛襄讲座”，讲演《三国志》。当时我也参与了有关活动。多年以后，我们再次翻看这些照片，当年的会谈和讲座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先生与我谈古论今，回忆西北大学与日本学术界交流的往事，也询问我后来的研究情况。这些交谈使我感到，几十年的时间虽然过去了，但先生始终关心学生的学术成长。

我还一直记得任大援先生在纪念张先生执教七十年的文章中所记录的一段话。张先生喜欢清代诗人张维屏的诗：

“沧桑易使乾坤老，风月难消千古愁。

多情唯有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

张先生曾以“春草”自况。他认为，春草虽然不是参天大树，但人间需要充满生机的春草。如果世界上没有春草，世界就会变得十分单调。我每次读到这段文字，都会想到先生平日待人接物和教书育人的态度。先生从不以“大树”自居，也不愿接受超过实际的称誉，而是愿意把自己看作一株普通的春草。春草不以高大示人，却能在严冬之后重新生长；春草不争一时声名，却能年年新绿，遍布大地。先生一生从事教育和研究，培养学生，提携后辈，推动西北大学与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他所做的许多事情，并不是为了个人声名，而是为了使学校有人才，使学术有后继，使一代又一代青年能够继续成长。

对我来说，先生就是我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当年正是他的一句话，使我开始认真学习日语；正是他创造的机会，使我接触日本学者并赴日留学；也是他的长期教导，使我懂得怎样对待学术、学生和师长。我能够走上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和东亚考古研究的道路，能够赴日本留学并长期从事相关研究，离不开张先生当年的发现、鼓励和培养。先生对我的帮助，不只是几次学术指导，也不只是一次留学机会。他使我懂得，一名教师应当怎样发现学生的长处，怎样为学生创造发展的机会；一名研究者应当怎样对待材料和学术；一名学生又应当怎样铭记老师的教导。

几十年来，我始终记得先生当年对我说过的那句话：“你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学习日语，西北大学要培养自己高水平的外语人才。”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也成为我后来开展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研究的重要起点。

张先生一生始终关心西北大学的发展，重视学校历史传统和学术精神的传承。西北大学历史系八十级同学返校敬师并举行刊石纪念活动时，先生欣然题写“载道”二字。

如今，恩师已经离开了我们。那些春节拜望时的谈话，那些亲手为先生书写并张贴的春联，那些关于读书、治学和为人的教诲，那些保存在老相册中的师生照片和学术交流照片，都已经成为无法重新经历的往事。今年春节前，我还在远方祝愿先生福寿康宁。如今，这一愿望已经成为永远的遗憾。

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对我的培养和教导不会随着时间消失。纪念先生，不能只停留在悲痛之中。对我而言，真正的纪念，是继续坚持先生所教导的严谨求真，是认真完成自己的研究，是尊重他人的学术劳动，是尽自己的能力培养年轻学生，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多做实事、多做好事。

先生曾以“春草”自况。如今先生虽已离去，但他播下的春草已经在一代又一代学生身上生根成长。

春草无言，年年新绿。

师恩如山，终生难忘。

春草长青，风范永存。

恩师张岂之先生千古！

2026.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