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华夏文脉的守望者
2016年10月29日晚，“致敬国学：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上，一位鲐背之年的老先生获得“全球华人国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盛赞他：“六十年治学路，他师承大家耆宿，延续老北大传统。从思想到文化，由史学而哲学，沿着文脉施施而行，追溯学说源流，探寻文明播迁，综贯会通，熔铸古今，写就一部浩荡思想史。”
这位老先生，就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张岂之先生曾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我们要坚守它，我们要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要做好传承工作。国学不是为古而古，为今而古，为未来而古，要做到古为今用。我如果生命还能延续下去，还要在这六个字上下工夫：传承，创新，发展。”
言犹在耳……
2026年7月19日，张岂之先生走完了百年漫漫人生路，溘然长逝。噩耗传来，人们陷入无尽的悲痛——中华民族失去了一位学术泰斗、思想巨擘，西北大学师生永远失去了敬爱的老校长。
一段延续74载的缘分
身姿瘦削挺拔，面容清癯谦和，谈吐渊博机敏，总是风度翩翩的张岂之，在人们的印象里，是典型的南方知识分子形象。而这位1926年出生于江苏南通的才子，却与地处黄土高原、坐落在古城西安的西北大学结下了74载的缘分。在这里，他从书斋走上讲台，将毕生精力投入到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化素质教育研究中。在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同频共振中，治学治校、教书育人。而这份珍贵的缘分，源自他的导师、另一位深受西北大学师生爱戴的“老校长”——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思想史家和教育家侯外庐。
1937年，日寇入侵、战火纷飞，年仅11岁的张岂之跟随母亲转移至陕西城固，就读于西迁至此的北平师范大学附中。在汉江边，张岂之受教于一群在国破家亡中仍然努力教书育人的老师。随后他又辗转至重庆，就读于张伯苓创办的南开高中。
高中生张岂之读了很多课外书，喜欢写白话诗的他决心毕业后报考大学的人文学科哲学或史学。1946年夏，已经从昆明迁返平津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联合招考本科生，张岂之考取了北大哲学系。
读书时，张岂之是北大本科生中最优秀、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在任课的老先生们眼中，张岂之是他们遇到过的异常用功的学生。从1949年北平解放到1950年夏，北大哲学系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蔚然成风，张岂之和同学们一起去听侯外庐先生主讲的“中国思想史专题”。一个学期下来，能坚持听下来的学生寥寥无几，而张岂之却是每课必至，并对中国思想史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作为《资本论》最早的中译者，侯外庐始终不渝地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研究中国历史，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确立和发展、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派的构建，作出了大量的开拓性贡献。他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一起，被学界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聪敏好学又勤勉的张岂之，给侯外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0年，张岂之考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1952年秋，已任西北大学校长的侯外庐捎来口信，邀请张岂之赴西安工作。张岂之欣然前往，跟随侯外庐先生从事中国思想史学科的研究拓展和教学工作，开启了他与西北大学长达74年的缘分。
随后，侯外庐奉调北京，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并成立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张岂之成为研究室一员，半年在京工作，半年回到西北大学教书。
1953年，侯外庐带领张岂之、李学勤、杨超、林英、何兆武等5位青年，校对、修订、增补《中国思想通史》第一至三卷。工作完成后，侯外庐又带领他们立即着手第四卷的编写，并为他们起了个集体笔名“诸青”，即“诸位青年”。“诸青”有理想，文史功底比较厚，有着勤奋、朴实的共同特点，其中“岂之哲学基础扎实，归纳力强；学勤博闻强记，熟悉典籍；杨超理论素养突出；林英思想敏锐，有一定深度；兆武精通世界近现代史，博识中外群籍。”编写任务无疑是艰巨的，对张岂之等人来说，更是极大的锻炼。初稿由侯外庐认真审阅，多次修改，甚至数次推倒重来。“我们常和侯先生深入交谈，甚至争论。他写成的稿子，我们有时也做文字修订，甚至是观点的修改。他从不愠怒，还吸收了我们的不少意见。”编写的过程累并快乐着，既有耗费无数心血的辛劳，更有有所收获的喜悦。让张岂之最感珍贵的，是师生之间互为师长、取长补短的平等交流。历时3年，大功告成，加上据侯外庐著作《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修订而成的第五卷，全书于196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思想通史》洋洋260万言，被评价为“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分量最重、水平最高、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里程碑式的通史著作”，畅销至今。
为“侯外庐学派”开天拓地
侯外庐先生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解读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开辟了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新思路。他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形成了研究中国历史的独特路径与特点，为后来者树立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典范。在20世纪众多史学家中，侯外庐先生独树一帜，在很多方面自成体系。
张岂之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曾经指出：“侯外庐学派最显著的特色，是重视科研人才的培养，长期在科研实践中培养人才。”在侯外庐先生身边工作的时间里，先生曾问他们：“是到水中去学游泳，还是在岸上读《游泳指南》，根本不下水呢？”侯外庐不仅要求青年教师要“下水学游泳”，还“层层加码”给他们不停地压担子。在《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编写完成后，“诸青”都惊异于自己居然完成了那么多工作，“唱了重头戏”。正是在“下水游泳”和“层层加码”之下，张岂之等人在教学科研中迅速成长起来。
1980年，侯外庐将编著《宋明理学史》的计划委托于邱汉生和张岂之领军执行。张岂之不仅撰写张载、罗钦顺等章节，而且投入巨大精力和时间组织作者、商定提纲、审改稿件、统一体例。整整6年，凝聚了天南地北近20位年轻学者智慧的文字终得定稿。1984年，《宋明理学史》上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6月，《宋明理学史》下卷出版。这部共计130万字的皇皇巨著，是首部运用唯物史观系统阐释宋明理学发展全历程的学术经典著作。1995 年获原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1999 年获国家社科基金成果二等奖和首届郭沫若史学奖荣誉奖。学界普遍认为，《宋明理学史》的编著和出版，客观上标志着侯外庐学派顺利地完成了从第一代到第二代的传承与发展。
1989年，张岂之主编出版《中国思想史》，研究范围上自殷周，下至五四，实现了从远古至现代的中国思想史通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中国思想通史》未竟的事业。1999年始，张岂之主编6卷9册《中国思想学说史》，历时8年，探索将思想史与学术史结合，对中国思想史的演变提出了符合中国文化原貌的解析，被评价为“理论上有创新，方法上有进展，深度上有推进”。2005年，张岂之历时4年主编的《中国思想文化史》出版，因“思想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创造性研究理路而引发关注。
侯外庐在《韧的追求》自序中写道：“我从事史学研究，就像石匠和拓荒人的乐此不疲。拓荒何乐？乐在有目标，有知己，有成群的同伴。”先生这番话，张岂之也常常用来自勉，传承前辈学人研究成果他乐此不疲。在编写著作的过程中，张岂之和相关人员一同畅所欲言，常常不知不觉间聊到深夜。这样的场景，从他中年时期一直持续到耄耋之年。
作为侯外庐学派的传承者、创新者，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张岂之不断践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主持和组织多项重大学术攻关项目，担任中宣部、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史学概论》《中国思想史》首席专家。独著或主编《中华人文精神》《中国思想学说史》等20余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领导下，西北大学专门史国家级重点学科点在中国思想通史、中国儒学史、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佛教、道教思想以及陕西思想史等研究方面，取得了一批有特色的代表性成果，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学术规范，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和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方面，处于全国领先地位。1952年由侯外庐先生创建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室（1986年发展为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已经成为中国思想史研究重镇。“侯外庐学派”师生之间的代际传承，让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在中国落地生根，并成功延续到了21世纪。
“既然是教师，做的一切就一定要对学生有用”
来到西北大学后，张岂之为学生们上的第一门课是《逻辑学》。虽然不是专业课，但是张岂之上得依然很用心，校长侯外庐先生也常常出现在他的课堂周围。一天下课后，张岂之问侯外庐先生：“我的课怎么样？能不能打60分？”侯先生微笑着回答：“不止60分。你上课，可以打80分，但是距离90分还有一定的距离。”隔着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张岂之略显羞涩的脸上仍然带着隐隐的得意。
在北大求学时，张岂之曾选读任继愈先生的《隋唐佛学》。任先生在讲课中着力引导学生从史料中抽绎出观点，这种重视理论分析的治学方法，让张岂之感到每听一次课都有所收获。尤其令他难忘的是，当他向先生请教是否可以着手阅读关于中国佛教的书籍时，任先生却劝他暂缓，建议他先读先秦诸子书，有了这个基础，才便于研究其他。张岂之依言开始读先秦诸子，写了不少读书笔记，大多得到了任先生的批注。“在我的记忆中，教我的老师们在课堂内外都是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先生。”
从老师那里受到教益的张岂之，自己成为一名教师后，也“总想着一点：既然是教师，做的一切就一定要对学生有用”。
“几十年来，在大学，不论在西大，还是后来改革开放新时期在清华，我没有不讲课的。”即使在担任西北大学校长的日子里，张岂之也坚持开课；卸任之后，又欣然接受清华大学聘请，成为两所高等学府的双聘教授。他喜欢讲课，他的课也广受学生欢迎。西北大学中文系1977级校友沈宁，多年后生动回忆起张岂之教授给他们班讲授《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情景：“上讲台，不看讲义，引经据典，一口气地讲，不重复，一写一黑板，写满了，擦掉再写。我们学生赶不及地抄黑板记笔记，生怕漏掉一个字。”沈宁后来带着厚厚的一大本笔记赴美求学，在美国的大学里读研、做助教，“一个历史教授生病，要我代几节课，临时抱佛脚，就拿出张岂之教授的课堂笔记，照本宣科，应付下来。”
张岂之1978年任副教授，1980年任教授，1984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指导教师。1984年，中国思想史获得专门史（中国思想史）博士学位授予权。多年来，张岂之带领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团队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和博士后500余名，均已成为思想文化研究与教育领域的骨干力量。
张先生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希望学生得到规范而严格的学术训练，在文字训诂、历史文献、逻辑、外语等方面都能打下牢固的基础。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谢阳举教授每次呈送文章给张先生审阅，都既喜且“忧”。喜的是，每次稿件都会被仔细审改、大有提升；忧的是，“不知要改多少次才可以在先生那里‘过关’”。今天的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教授肖永明曾跟随张岂之先生学习中国思想史：“张先生强调思想史的学习研究必须关注思想与社会的互动，要求我们在思想史学习研究中既要精读基础文献，搜采稀见文献，同时要关注新出文献。”张岂之要求学生力戒凭空议论、过度引申和发挥，强调只有在史料基础上进行归纳分析，才能得出切实可靠的结论。这些看似平常的指导，从一开始就帮助学生树立笃实严谨的学风，为未来的学术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除了面对面授业解惑，张岂之还非常喜欢通过提笔写信与教师学生们交流。1993年9月9日，新入学的博士生、今天的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张茂泽收到了导师张岂之的第一封信：“请你们读侯外庐先生《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这两本书体现两种研究方法，都是科学的，不可扬一压一。”不久后，张茂泽就如何提高逻辑思维水平向老师求教，张岂之迅疾回信，提点他“不在于读逻辑教科书，要靠平时有意识的积累”，并专门开列了书单。
2007年，学生们辑录出版了《张岂之教授与研究生论学书信选》。在首发仪式上，有学生感慨地说：“30多年来，我没有随波逐流，没有妄求非福，能基本保持本分，保持人格独立，得益于先生对我的思维训练。”
因为重视教学，张岂之格外重视教材建设。多年来，从编制提纲到具体编写，从审改稿件到开会商讨，张岂之亲力亲为。翻开历次由他审阅的书稿，密密麻麻的修改与批注随处可见。他经常呼吁高校教师关注教材的编写，因为“一本好的教材可以影响学生一生”。由他主编的《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分别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
“我对西北大学很有感情”
1978年，张岂之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1983年任西北大学副校长，1985年任西北大学校长。短短几年时间，他从一名高等院校专任教师，成为了一所历史悠久的全国重点综合大学的校长。党的改革开放好政策，为他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大好时机和平台。
1985年11月23日，张岂之给校长办公室写了一封长信，要求校办要重视师生来信：“烦请校办阅处者，都要登记，并说明如何处理的，以备日后检查。……有些信是学校对部门的批评和建议，校办有责任将它们转告给某些单位，督促他们改进工作。……学校是教育场所，是人才集中的地方，因此学校绝对不能允许‘官气’。学校各方面的负责人都应毫无例外地加强‘服务’的观念。”任校长期间，张岂之经常深入教工和学生中间和他们谈心、交流思想，鼓励他们给学校工作多提意见和建议，还会时不时提笔给师生写回信，开导思想、解决问题。很多师生在接到回信时的第一句话都是：“收到您的回信，真没有想到……”
“时代和社会需要一批知识分子走上领导岗位，为更多的人创造条件，使他们更好地发挥才能，这种贡献并不亚于学术上的贡献。”在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方面有很深造诣的张岂之，作为一所高校的管理者，不仅能够急师生所急，想师生所想，切实解决师生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更在深刻地思考着如何让一所高校焕发勃勃生机。在他主政西北大学期间，锐意改革，推行学校管理规范化、科学化、人文化的构想，延请人才，突出学科综合和特色发展，在学校管理、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师资建设、社会服务等方面作出了贡献。特别是他带领西大师生团结一心，在联合办学方面走在了全国高校的前列。
1984年，西北大学分别与中国石化总公司、石油部达成了办学协议，学校的办学规模增加了2000人，并推动了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办学；
1985年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在原有的4个本科专业基础上，增加了计划、基建、经济管理、会计、旅游经济等5个专修科；
1986年，西北大学与宁夏银南地区签署了科学技术合作和委托代培人员协议；
1987年，西北大学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签订了教学、科研和人员交流的协议，在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西北地区开辟了用武之地；
1988年9月21日，西大中原油田分部开学。西北大学的教师走出校门，利用大企业的设备和优越的条件，兴办了石油地质、石油化工、油田化学等3个专业；
1990年，西北大学同陕西省文物局签订协议成立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在原有的历史、考古、档案等3个专业的基础上，增设博物馆学和文物保护工程学两个专业。
……
从1980年到1989年，西北大学先后与国家医药总局、国家旅游局、石油部、中国石化总公司、国家计委、中国建设银行等20多个部门和单位达成了联合办学、接受委托办学的协议。10年联合办学，使学校冲出计划经济的束缚，促进了老专业的改造和新专业的建设，学校的各项设施都有了较大的改善，办学规模和层次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和提高。到1991年，全校的系（院）、专业设置由1983年的13个系、26个专业发展到3个院、17个系、41个专业（本科专业35个、专科专业6个），学校真正发展成为一所文、理、工、管、法学科门类齐全的重点综合大学，在校各类学生总数近7000人，比10年前在校学生数翻了一番。这所西北地区成立最早的学府朝气勃发，走出了一条在现行体制下挖掘潜力、促进高校改革发展的新路子。
1988年，西北大学被原国家教委列为全国6所综合改革试点院校之一，1989年被评为陕西省改革试点单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新闻媒体都作了详尽的报道。20世纪80年代，成为西北大学校史上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之一。
1989年，张岂之在学校校报发表《元旦感言》，他深情地写道：“西大必须继续采取开放改革的总方针。要开放改革，就要自觉地去掉影响深远的小农经济思想，起码要逐步做到使这种思想不要过多地影响教育的发展，西大一定要面向全省、全国和全世界。要有计划地走出去，和国外大学，和国内企业挂钩，要有在世界范围为西大争荣誉的雄心壮志。”
“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
2017年5月18日，在西北大学“侯外庐学术讲座”第100讲上，场内场外挤满了求知若渴的听众。坐着、站着甚至蹲着的师生们凝神静气地聆听着讲台上张岂之先生侃侃而谈：“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读本》，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归纳为天人之学、道法自然、居安思危、自强不息、诚实守信、厚德载物、以民为本、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
1991年，张岂之从西北大学校长的岗位上离任，同年起任西北大学名誉校长。1994年，张岂之受聘为清华大学双聘教授。他开始将比较多的精力和时间集中在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和素质教育（含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等研究上，在学术研究和文化普及方面不懈努力。作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探路人和先行者，张岂之独著或主编《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十五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读本》《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等，在学术研究与通识教育教学中提炼出中华人文精神七大精髓，系统概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二个核心理念，为理解中华文明精神内核、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完整理论框架。
张岂之常说，一个教授，不仅仅是“搞研究的学问家”，也应该是“讲课的学问家”。在耄耋之年，他一面著书立说，一面依旧活跃在教学一线，开设公开课和系列讲座，面向本科生、青年教师常态化讲学。
作为中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发起者和推动者，张岂之对中国高校人文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在20世纪80年代，张岂之及其教学科研团队就较早研究和认识到文化的教育价值，并萌生出文化育人的大学理念。在他主政期间，西北大学是全国最早在研究生层次，不分文理科开设必修课“中国传统文化”的院校。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中，张岂之根据教材严重滞后的现状，组织编写系列文化育人教材。经过多年的努力和积累，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材体系，即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中国思想精华与经典为主干，兼融和吸收世界优秀思想文明成果。
张岂之认为，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道法自然”“以民为本”“大同”等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而且是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以“人”为主体的文化，这决定了其必然蕴含着丰富的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他倡导通过文化将教育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结合起来，通过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学生的思维水准，陶铸道德人格，树立健康的文化观和价值观，成为有文化品位和内涵的优秀人才，以实现人的价值和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
在第二届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开幕之际，张岂之先生分享了自己对大学精神的理解：民族蒙难，教育救国；科学精神，人文依托；文化传承，新知创造；大学昌盛，国家富强。他指出，中国高等教育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紧密联系，这不是任何人的意志使然，而是历史形成的；这不是“缺失”，更不是“先天不足”，而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教育资源和精神财富。“大学昌盛”是指“人民满意的大学教育”“高质量的大学教育”“培养出全面发展优秀人才的高等教育”，而高质量大学教育和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密切相关。西北联大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将高等教育制度系统地传入西北，奠定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础。2012年，张岂之先生牵头发起“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为赓续中国大学精神、传承西部教育文脉作出了独特贡献。
2020年12月，在“纪念张载诞辰10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94岁高龄的张岂之先生声调铿锵，朗声吟诵“横渠四句”。当吟至“为万世开太平”一句，先生举起右手用力向上挥出，会场上掌声四起，与会者无不动容。
曾有学生问张岂之先生：“如果要给先生一个称号，先生愿意接受什么样的称号呢？”张岂之不假思索地说：“如果你们认可，我愿意做一位人文学人。”
张岂之先生曾将人文科学比作春草，因为他喜欢清代诗人张维屏的诗句：“沧桑易使乾坤老，风月难消今古愁。惟有多情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虽不是参天大树，但柔韧坚强的春草却使世界充满生机。张岂之先生在人文科学，特别是在中国思想史研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也将长长久久地丰富我们的精神，滋养我们的心灵。
文/熊晓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