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哀悼张岂之先生

宝成关

7月20日清晨4点多，我习惯性的打开微信，在“政治思想史”群里猛然看到学斌、俏波头天晚上发布的张岂之先生仙逝的消息，心头为之一震。近些年来我与先生虽然已经少有来往，但对先生一直很关注，2022年西北大学建校120周年暨先生从教70周年活动看到先生虽已消瘦但风采依旧，心中为之窃喜；前一阶段看到其弟子在医院探望先生时围在他病床前合影的照片，也从心底默默祈祷先生早日康复以迎接百年华诞，岂料天不假年，史坛巨星遽坠，一代思想史宗师竟离深爱他的学子们而去，悲痛之情一时间真的令我难以言表！

我与先生初识于1981年，在武汉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那时我还是在读的二年级研究生，第一次参加改革开放后最大规模的史学盛会，头一年中国史学会重建时选举产生的理事会主席团五人郑天挺、周谷城、白寿彝、刘大年、邓广铭全都到会，能亲眼见到大学时期崇拜的偶像我心情很激动。至于张岂之先生那时和我导师李时岳一样还属于中年学者，不过我在大学本科期间就读过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而且手头一直保留着1959年“诸青”即包括先生参与编写的第四卷，读研时导师也多次向我提起先生，嘱我好好阅读，所以会上见到先生自然格外亲切，我那时作为穿着军装的研究生，先生也很留意我，聊天中勉励我好好向导师李时岳学习。

我和先生真正相识、相知是在1991年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那次我俩都住在东湖宾馆南山乙所同一个楼层，彼此恰好是邻居，所以很方便地到其房间拜访，而且由于参会论文都是思想史方面的，因此相谈甚欢，并拍照留念。研讨会上，我俩又分配到同一个大组即思想文化组，我被大会组委会任命为组长，负责主持研讨，当时看到那么多老先生如李侃、龚书铎等前辈学者分到我组，不免面露难色，张先生见状一再鼓励我放开手脚大胆主持，有什么见解尽管表达，有先生的全力支持，使我得以顺利完成了组委会赋予我的重任。更使我倍感荣幸的是金冲及代表组委会做研讨会的总结报告时，特意把拙文《论辛亥时期西方政治学说的引进与传播》和先生的《辛亥革命时期伦理思想的新课题》列为本次研讨会在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唯其如此20年后金冲及先生在辛亥革命100周年期间总编《辛亥革命研究论文集》时，把我和先生的这两篇文章都收入在内，而我能忝列其中与先生为伍，更是不胜荣幸之至！

这次会后先生把新出的大作《儒学•理学•实学•新学》寄给了我，并邀请我做他的博士研究生论文评审专家，那时我前一年才破格晋升为教授，而且仅仅是一名硕士研究生导师，但先生不以为意，从次年即1992年开始年年都把博士学位论文寄给我，让我写评审意见，如此持续十多年。为此我多了一个向先生学习指导研究生的机会，同时又诚惶诚恐地写出自己的评审浅见和建议，并因此和其弟子也顺便结下了友谊。其中印象最深的是1993年方光华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学术史方面的，厚厚的一大本，远超一般博士学位论文的分量，看了感觉功底十分扎实深厚，感觉未来肯定前途无量，毕业留校后果然突飞猛进，先后任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文博学院院长，直到西北大学副校长校长、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果然名师出高徒，不负先生之所望。

先生馈赠之大作书影

博士研究生方光华来信及评审费单据

1994年我因承担国家教委的一个项目《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的演化与嬗变》，决定夏季召开一个小型研讨会，邀请中华书局李侃、北师大龚书铎、人大李文海、广东社科院张磊及先生参加，先生慷慨应允，但临行前突然接到国家教委邀请其到北戴河给某学习班授课任务而未能成行，李文海则车票都买好了，因职务变动由书记改任人大校长，中组部和教育部不许他离京，要随时在校待命准备召开干部大会宣读任命状。吉大校长伍卓群得知他们二位参加格外重视，命学校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会议，李文海闻讯特意给校领导写信加以解释，先生也打电话表达歉意，好在会议开的很不错，会后《史学集刊》不仅刊发了四篇发言稿，我写的纪要在《人民日报•理论版》也得以全文刊登，先生阅后很欣慰，说并未因他的缺席而影响会议的成功，感到卸下了沉重包袱一样。不过那次会议在筹备过程中延边大学校长朴文一闻讯后一再打电话给我，希望能把与会专家请到延大，因为他刚刚争取到世界史博士学位授权点，与会者中好几位都是评审专家，是他怎么请都请不到的，同时也可以顺便到长白山一游，借以表达其感谢之情。会后我按其要求来到延边，朴校长果然摒弃一切公务亲自盛情接待，并由副书记带两辆刚从韩国进口的越野车上了长白山，一路上显得格外令人瞩目。而且最关键的是天公作美，虽然冒雨上山，到山顶时居然晴空万里，难得一睹长白山真容，令李侃等老先生极为满意。我为先生及李文海未能光临感到遗憾，不过后来历史系借学科评估之机，再次邀请先生及李文海到校，除安排讲座，也到长白山游览一番，算是替我了却一个心愿。

2001年辛亥革命90周年学术研讨会，我和先生再次相会，一见面他就称赞我参会论文《严复对“自繇”思想的解读》写的不错，并坦承那篇文章是他审阅通过的，我据实告诉他这篇文章其实主要是我博士研究生颜德如动笔写出来的，他听后更是十分高兴，嘱咐我好好加以培养。可惜那次会议正赶上吉大五校合并，图书馆也是五馆合一馆务繁杂之际，我刚刚乘机到达武汉，图书馆书记就打电话给我，说学校要着手馆内人事安排，让我赶紧回来和校领导交涉，于是我大会发言后立马打道回府，所以那次和先生未及深谈。好在会后进京办事，先生已到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任职，原打算到清华去拜访，结果电话得知先生已因病回西安治疗，我立即乘机赶赴西安直奔临潼华清池，方知先生是皮肤病发作奇痒难忍而住院疗养，畅谈几小时后，先生叫我不必担心速回单位工作，于是我遵命当日返回。

总之回顾今生我与先生之间交往的点点滴滴，概括起来先生于我可谓是良师益友，我于先生则可谓是私淑弟子，先生不仅在学术上特别是在思想史研究方面，对我教诲多多奖掖有加，就是在私交方面也不分彼此，凡是有所求先生都慷慨应允，先生在东北有什么事，也都交我去办，尤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尚无微信联系不便，他和亲友间的一些事情，包括钱财方面都寄给我转达，为此我和先生书信往返达十多封，我都作为珍贵手札捐给了朝阳师范学院图书馆珍藏。在此谨真诚祝愿先生的治学理念治学精神及其思想能被西北大学及其弟子发扬光大，先生的著述及其业绩彪炳史册永放光辉！岂之先生安息吧，我们后学者一定会永远怀念你[合十][合十][合十]

先生给亲友信函嘱其持信到我处领取汇款

（先生其他信函及和我的合影均已捐赠朝阳师范学院图书馆展览并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