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旗帜 永恒的纪念
——张岂之先生与法门寺文化研究
法门寺人 韩金科
2026年7月20日
惊闻我国思想史研究泰斗、法门寺文化研究领路人张岂之先生溘然仙逝，法门寺全体同仁悲痛难抑，哀思无尽。先生一生崇文弘道、治学七十余载，深耕中华思想文化沃土，更是法门寺文化体系构建的一面不朽旗帜。1987年4月3日，陕西法门寺唐代地宫横空出世，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与数千件大唐皇家珍宝重见天日，轰动海内外。1988年法门寺与法门寺博物馆对外开放，从遗址保护、文物梳理到学术体系搭建，全程皆离不开张岂之先生高屋建瓴的远见指引与悉心擘画。先生以宏阔学术视野为法门寺文化研究锚定方向，开创跨学科综合研究范式，催生“法门学”国际显学，为千年古刹拨开历史迷雾，点亮文化传承之路。如今先生风骨虽远，其学术思想与人文精神长存法门大地，镌刻在法门寺千年历史长卷之上。痛惜先生离去，谨以此文追忆先生为法门寺文化事业立下的卓越功勋，寄托法门人绵长不尽的追思与敬仰。
一、综合研究——确立法门寺文化概念，突显法门寺历史地位
在地宫刚面世的当时，文物发掘资料还未出世，人们普遍注意的是法门寺地宫宝器的金碧辉煌；即使文化学术界，也只有一般新闻媒体的简单报道；新开的法门寺博物馆也只能是器物考古类的简单展览。甚至有人认为，法门寺博物馆的主要任务只是保护和研究文物。这些社会现象的产生，就是因为没有将文物研究转化为学术研究，没有把学术研究升华为文化研究，更谈不上使文化研究产生应有的社会效应。在法门寺人流如潮，人们被金银器的光彩弄得眼花缭乱的时候，如何深层发掘历史遗留下的这笔丰厚遗产，如何使之成为历史和社会的精神财富，如何为当前的社会文明建设服务，都是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有学术视野宏阔，文化发展方向把握精准，历史和社会使命感强烈的纲领性指导思想。
在法门寺考古研究还未起步之时，北京赵朴初、季羡林、任继愈、周绍良先生等，南京宋伯胤先生等，陕西郭琦、史念海、霍松林、石兴邦等著名学者就提出了“综合研究”的学术方略。赵朴老念唱道：“千载胜缘逢盛世，好将佛事助文治；天人学究集群贤，财法兼施劝多士。”任继愈先生鼓励我们“再使文物生辉”。在此基础上，张岂之先生率先提出了以“历史作基础，佛教为核心，文物为平台，文化开新局”为指导思想。张岂之先生就法门寺文化综合研究，强调文物与思想结合，与历史、宗教、考古、文学艺术研究结合，发表了系统的纲领性意见。他认为这个风气一开，海内外社会科学界、佛教佛学界同道专家学者群贤毕至，论说异彩纷呈，在不长的时间内展开了一幅幅绚丽多彩的法门寺历史长卷。
1990年法门寺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以法门寺文化综合研究为主题，主要以历史研究为主体，实现了张岂之先生设想的“历史作基础”。1992年以法门寺佛教文化为研究主题，是为“佛教为核心”。1993年又举办了法门寺文学笔会，作为一个专题横向深入，其直接成果《魂断法门寺》成为后来影响巨大的《法门寺猜想》电视剧的蓝本。1994年法门寺又举办了茶文化主题的学术研讨会；1995年举办的秘色瓷文化专题研讨会，是为“文物为平台”。在这四大领域的横向研究之后，又推动了法门寺文化的纵深发展，从综合研究到本体研究，推动各个专题研究的深入，交互形成了法门寺“文化”研究和建设的概念，是为“文化开新局”。
法门寺这座周原、丝绸之路孔道上的千年古刹，曾是汉、唐时代的美阳、岐阳县治，东距西安110公里，西至宝鸡90公里；南临渭水，隔河与秦岭主峰太白山遥相对峙；北依美山，土地平旷，风光绮丽。这里是周秦文化的腹地，是汉魏六朝名人辈出的地方，3000年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据佛典和有关资料记载，法门寺为古印度阿育王时代送来19份佛舍利、安奉19处之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的圣地灵境。相传汉代这里真身舍利塔的“圣冢”常有灵异事迹呈现。为弘扬佛祖圣地道统，“三十年一开则岁谷稔而兵戈息”（《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宝塔碑铭并序》载《法门寺文化史》），公元6世纪中叶，北魏皇族在这里“初启塔基，肇申供养”（见《志文碑》），开皇朝尊奉佛指舍利之先河；“隋文时郡牧李敏……继开灵趾，咸荐香花”（《志文碑》）。供奉法门寺佛骨，几乎贯穿于王朝的始终。武德年间，唐高祖昭命复名法门寺。贞观五年（631），唐太宗同意岐州刺史张亮（《宝塔碑铭》和《志文》作张德亮）的请求，准予开塔在法门寺供养，京城内每日奔赴塔所的达数万人，有人不惜烧头炼指，刺血洒地（《法苑珠林》卷五十一《敬塔篇》《宝塔碑铭》）。显庆五年（660），唐高宗于前年派智琮、慧辩、王长信等前往法门寺做好准备，迎佛指舍利于东都，入内供养。皇后武则天施舍所寝衣帐等物，高宗送金棺银椁，直到龙朔二年（662）才送还本寺，出动京师诸僧及官吏数千人奔赴法门寺为佛指舍利奉行“石室掩之”的仪礼，迎送都是盛典，为重要国事（《法苑珠林》卷五十一《敬塔篇》《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佛祖统纪》卷十九、《宝塔碑铭》）。至此，唐王朝尊奉法门寺佛指舍利为护国真身舍利，高筑大圣真身宝塔，弘建地宫，建瑰琳宫二十四院，御令广度万众僧尼以供养，法门寺成为全国的朝佛中心。长安四年（704）武则天皇帝迎舍利，昭令法藏、文纲等迎入长安，后到洛阳于明堂供养，景龙二年（708）送还，历4年之久，中宗及皇后、夫人、公主皆下发入塔供养（《下发入塔铭》《宋高僧传》卷十四《文纲传》《宝塔碑铭》）。唐肃宗上元元年（760）派法澄等迎佛指舍利入内道场，数百僧人日夜念经，声闻禁外（《旧唐书・张镐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九《隆兴佛教编年通论》）。贞元四年（788）唐德宗迎佛指舍利入长安禁中供养，于贞元六年（790）送归（《旧唐书》卷十三、《册府元龟》卷五十二、《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派中使往迎佛指舍利入长安，王公士庶奔走施舍，唯恐在后；有人废业破产、烧顶灼臂以求供养。这次迎请发生了韩愈谏迎的著名事件（《佛祖历代通载》《旧唐书》《佛祖统纪》）。咸通十四年（873），这是唐代也是历史上最后一次迎奉法门寺佛指舍利，上至皇帝宰相、下至百官和四方百姓都参与了这次空前规模的佛教圣典，“穷天上之庄严、极人间之焕丽”，史称元和之时，远不及此。同年懿宗驾崩，僖宗送还，咸通十五年（874）昭命法门寺地宫封门，佛指舍利和数千件唐王朝供养物埋入地下，不被人知。（《唐大诏令》卷一一三、《旧唐书》卷十九上、《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一《李蔚传》《杜阳杂编》卷下，《隆兴佛教编年通论》卷二十七、《佛祖统纪》卷四十二、《志文碑》）。
唐末五代因战乱，供佛骨之事渐趋停减。除秦王李茂贞在唐天祐至后梁贞明（904—920）年间对法门寺大规模修葺，后唐清泰二年（935）在寺内设大斋会外，其余佛事少有史册记载（《册府元龟》卷五十二）。宋（金）、元间寺院刊刻藏经（《法门寺藏经碑》），二十四院、万众僧尼的规模仍得以保留，一直延续至明代晚期。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为法门寺亲书“皇帝佛国”匾额（《法门寺灵异记碑》《法门寺大乘殿碑》）。明万历年间重修真身宝塔，铸造法门寺大钟，钟鸣景致成为扶风八景之一。清代之后，法门寺多有修葺。1949年起，法门寺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1年8月24日，明塔坍塌，仅余半壁残塔斜立。为修复法门寺新塔，施工方拆除残塔、清理地基时，于1987年4月3日发现唐代地宫，自此打开法门寺尘封千年的历史宝库，出土唐代地宫建筑遗址、四枚佛指舍利及数千件唐皇室供养珍宝等。
1.地宫建筑遗址。地宫全长21.12米，由南向北依次为20级漫道踏步、平台、隧道、前室、中室、后室、秘龛七部分，形制仿照帝王陵寝。
2.佛教世界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
3.唐皇室供奉一百二十一（组）件金银器，其中唐懿宗、唐僖宗父子亲自供奉达百件之多，为我国唐代考古罕见遗存。
4.首次完整出土的唐宫廷秘色瓷系列，是我国陶瓷考古里程碑式重大收获。
5.来自古罗马等地的琉璃器群，为世界琉璃器考古填补重要实物标本空白。
6.上千件荟萃唐代顶级丝织工艺的皇族供奉织物，内含武则天、唐懿宗、唐僖宗等帝后金襕绣裙及各类绣金供佛服饰，均属稀世孤品。
7.成套完整、工艺精绝的唐代宫廷金银琉璃茶具。
8.百余件珠玉宝石器与漆木器。
9.等级最高、做工最精美、体系最完备的佛指舍利安奉器具，含金银宝函、水晶玉质棺椁、宝帐、舍利塔等。
10.地宫铺地金钱、成套香具及其他各类供养器物。
这批出土器物承载着厚重的文化积淀，学术价值极高：
1.厘清唐皇室、法门寺与会昌法难后唐代密宗的关联脉络；
2.破解陶瓷史上秘色瓷千年悬案；
3.提供一批全新的唐代域外琉璃器研究实物；
4.直观展现唐代金银器顶尖锻造工艺与装饰美学；
5.构建起完整的唐代皇室丝织刺绣文物体系；
6.复原唐代宫廷茶道全貌，留存中华古代茶道标准器具；
7.为晚唐密宗研究提供成套完整的地下实物证据；
8.呈现中古时期中外文明交流融合的经典范本。
法门寺地宫文物品类繁复、等级至高、工艺精美、保存完好，为唐代佛教考古的独一份重大发现。是20世纪继半坡、秦兵马俑之后我国又一里程碑式考古成果，在唐代政治史、文化史、宗教史、科技史、美术史、中外交流史等领域均具备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堪称世界文化史上一大幸事。
梳理法门寺千年沿革与地宫出土文物的多重历史价值，足以见其在唐代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长安慈恩寺、西明寺、大兴善寺、青龙寺、香积寺、荐福寺，洛阳华严寺，扬州大云寺，五台山金阁寺，天台山国清寺等一众名刹，皆难以与之比肩。缘由有四：其一，上述寺院多为单一佛教宗派祖庭，仅专精一派教法；而法门寺是有唐历代天子奉祀的皇家专属寺院，瘗藏佛祖真身指骨舍利，朝廷每三十年便举办举国参与的迎奉舍利大典，法会规模横跨长安、洛阳，中外僧俗齐聚，规格、声势、影响无出其右。其二，其余寺院法事多局限于寺内，仅限本宗信众参与；法门寺舍利迎奉仪式分寺内启塔、入京入宫巡礼两阶段，瞻礼民众动辄数万，受众覆盖全天下佛教徒。其三，其他寺院布施多来自民间信众与帝王零散赏赐；法门寺地宫供养珍宝几乎全部为帝后御赐，懿、僖二宗供奉器物件件价值连城。《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记载元和十四年迎佛骨，“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卷二百五十二记载咸通十四年迎奉盛典，“宰相已下竞施金帛，不可胜纪”，足见朝野狂热。其四，法门寺素有“关中塔庙始祖”美誉，《太平广记》卷三百九十五《法门寺》载“照临之内，奉佛之人，罔不归敬，殿宇之盛，寰海无伦”，海内诸寺皆如众星拱北辰，关外寺院更是难以望其项背（李斌城《法门寺文化与法门学・序》）。
二、开掘宝库，探根寻源，打开法门寺文化内核的大门——曼荼罗
张岂之先生指出，“法门寺地宫文物的主体是佛教密宗文物”。针对法门寺出土文物研究，他倡导跨学科协作：以考古学定位文物历史价值，以宗教学梳理唐代佛教脉络，以文学艺术视角解读器物美学内涵，打通多学科壁垒联合攻关。在张先生的学术指引下，海内外学者打破专业界限，追本溯源，最终破译法门寺文化核心——唐代密宗曼荼罗宇宙法界体系。
中国佛教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灭佛运动中，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三次灭佛均重创法门寺，其中唐武宗会昌法难（841—845）破坏最为惨烈。地宫出土《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记载：“洎武皇帝荡灭真教，坑焚贝多，衔天宪者，碎殄影骨，上以塞君命，盖君子从权之道也……”当年寺僧为保全佛祖真身指骨，以影骨替代真身应付武宗毁佛诏令，才让千年圣物得以留存；但此前五帝六次迎佛所供奉的大唐国宝尽数遭劫掠损毁。学界原有定论：开元三大士传入、一行、惠果完善的唐密，经会昌法难后便彻底衰微。法门寺地宫文物的出土，颠覆了这一传统认知。
饶宗颐先生率先提出，地宫器物摆放严格遵循密宗仪轨：后室四角墨书东、西、南、北的阏伽瓶、成套宝函，与智慧轮《陀罗尼仪轨》中《作坛场品》《画像品》记载完全契合；地宫四天王造像源流可追溯至早期汉译密典、龟兹结界咒法、金刚智密法；象鼻人身造像对应智慧轮记述的圣欢喜天仪轨。相关实物完整串联起早期汉密—开元三大士—唐密—惠果、智慧轮法系与地宫密宗器物的传承脉络。宿白先生在《文物》期刊撰文称：“这批文物中，密教遗存数量极多。传统佛教史认为会昌以后密教走向衰落，但这批出土文物足以证明晚唐上层社会密宗依旧盛行。这批密教文物能够解答诸多学术疑点：宋太祖时期大量翻译印度密典，其间晚唐密宗如何传承延续？敦煌留存大量密教壁画，中原地区却相关实物、文献稀缺，地宫文物恰好填补空白。安奉佛指舍利的成套宝函雕刻五方佛图像，应为金刚界曼荼罗坛场缩影，地宫各处亦大量出现羯摩杵、金刚杵纹样。”
1992年，韩伟先生发表《法门寺唐代金刚界大曼荼罗造像宝函考释》，判定这套宝函造像为唐密金刚界成身会曼荼罗。同期李斌城、吕建福等学者陆续针对地宫密宗器物展开系统考释，形成稳定学术论断。
1994年春，吴立民、李斌城、丁明夷三位学者实地勘验地宫全部文物布局与密宗核心器物，形成初步研究结论；陕西随即召集佛教界、文博界、史学界专题研讨会，获得许力工、澄观、净一、石兴邦、张廷皓等高僧、专家一致认可。后在赵朴初先生关怀支持下，吴立民居士三赴法门寺，实地勘测、搜集全部图文资料，回京后比对日本密宗史籍、图像、法系文献，与巫白慧先生反复商榷，完成专著《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之研究》（香港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10月出版）。书中提出核心论断：整座地宫按照唐代皇室修持的密宗曼荼罗仪轨立体规划，用以供养佛指舍利。作者逐条解析地宫每一处空间布局，结合密宗经典与唐密法义，阐释器物陈设背后的宇宙法界奥义，完整解读“即事而真”的核心思想。全书以大量篇幅拆解地宫完整唐密曼荼罗体系，阐释一真三影四枚佛指舍利对应金刚界大日如来智慧、胎藏界本体不一不异的密宗义理，借图像层层展现华藏世界重重无尽、无住生心的佛法真谛。
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体系的完整复原与系统阐释，学术价值等同于1987年地宫现世，是20世纪我国唐代考古、佛教史领域划时代重大发现。这一成果重现失传千年的唐密完整传承脉络，还原唐代皇家内道场舍利供养曼荼罗全貌，填补晚唐密宗史研究空白，同时能够佐证、厘清日本东密、台密长期存疑的诸多史事。它明确了法门寺唐密祖庭的历史定位，厘清长安唐密三大寺核心法系，梳理唐密与日本东密、台密、朝鲜半岛密宗的传承关联，为亚洲佛教文化圈交流研究开辟全新路径，让大唐璀璨佛教文化再度走向世界。
三、四步走战略，推出“法门学”——开启法门寺文化建设光大之路
2001年，时隔地宫发掘十余年，张岂之先生针对法门寺长远文化建设提出三项顶层指导意见：一、将法门寺文化置于中华历代先进文化大脉络中开展研究；二、立足西部大开发时代背景研判法门寺文化当代价值；三、搭建稳定、高水平专业学术研究队伍。依托张先生的指导思路，法门寺文化建设确立“四步走”发展战略，依次打造学术效应、佛教效应、文化效应、社会效应，其中核心的文化效应体系完全在张先生学术理念引导下搭建成型。
（一）历史的凝聚
地宫发掘初期，历史学家孙达人等学者便呼吁尽快开展地宫文物系统性科学研究。张岂之先生曾点明：“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以佛教信仰为核心，既包含密宗法器、图像，又留存大量瓷器、丝绸、域外琉璃器，既能反映中国古代佛教信仰特质，也能完整还原古人经济生活与精神世界。若仅单纯保存文物、不深挖内在文化内涵，文物便会沦为无生命力的陈列品，无法长久吸引大众关注。”
据此，初创的法门寺博物馆主动走访海内外名家，搭建国际化学术交流平台，以传世文献为根基，围绕文物、佛教、文学艺术（含地方民俗文学）分层推进研究，从单项专题到佛教本体、再到综合交叉研究，循环互促、协同发展，夯实完整学术根基。馆方有规划、分阶段举办多场高规格国际学术研讨会，依托地宫出土文物，同步推进考古、唐史、佛教、文艺多领域研究，产出大批标志性学术成果，填补唐代密宗、秘色瓷等领域研究空白，大幅推进唐代宗教史、物质文化史研究。李斌城在《法门寺文化与法门学・序言》评价：“法门寺地宫的发现，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幸事。”
二十余年法门寺文化研究实践，充分印证张岂之先生学术构想，张先生总结法门寺研究三大鲜明特色：
第一，实现考古实物与历史文化深度融合。法门寺突破单纯器物考据的局限，历经十余年深耕，让出土文物具备鲜活的文化生命力。尤为突出的是地宫密宗器物研究，可依据原始摆放位置复原唐代密宗仪轨与精神内核，为唐密研究提供完整实物范本；唐代茶具研究联动全国茶文化体系对比分析，形成完整研究成果，并转化为展厅陈列，先后落地“唐代茶文化历史陈列”“唐密曼荼罗供养世界文化陈列”，真正做到以研究支撑展览。文物考据与文化阐释深度结合，为法门寺整体研究拓展广阔空间，形成独有的学术特色。
第二，坚持历史、宗教、文学、艺术、考古多学科交叉协同。跨学科融合是当代文化研究主流，地下出土文物研究更需多方专业互补。地宫文物主体为密宗供养器，同时留存大量茶具、丝绸、域外琉璃，均可独立设立专题；法门寺文化本身，是以地宫文物为核心的完整佛教文化体系，外延覆盖各类衍生文艺形态。因此研究必须兼顾考古层面的文物年代、工艺定位，宗教学层面的寺院沿革、法系梳理，文学艺术层面的历代诗文、造像书画解读。十余年间，法门寺研究兼顾各领域专项深耕与跨学科综合研讨，形成多层次、宽领域的学术协作模式。
第三，具备宏大开阔的文化研究视野，学术格局高远。1990年学界便对法门寺文化作出清晰界定：它是法门寺一千七八百年发展积淀形成的复合型文化遗存，是中华本土文明与丝绸之路东来佛教文化交融共生的产物。因此相关研究自起步阶段，便上溯周原炎黄、周秦本土历史资源，将法门寺视作中印文明融合的典型样本，依托佛教中国化进程总结本土文化吸收外来文明的内在规律。法门寺地处东西交通要道，汇聚以礼乐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又供奉佛祖真身舍利，天然具备中印文化交融标本的属性。长期研究证实，法门寺佛教千年兴衰轨迹，能够为当代民族文化发展路径提供重要历史参照，极大提升法门寺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
（二）法门寺文化与法门学
1.关于法门寺文化
文化是特定历史阶段物质载体的精神升华，也是精神理念的物化留存，整体包含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精神物化产物三大维度。所谓法门寺文化，是法门寺千余年发展积淀形成的丰厚文化遗存，是中华本土文化与丝绸之路传入的佛教文化融合生成的复合型文化体系，核心分为四大板块：
①法门寺佛教文化：是法门寺文化核心标识，完整呈现佛教中国化、中国文化融摄佛教的双向发展脉络，在中国佛教史占据特殊地位。因瘗藏佛祖真身舍利，自古被佛教界尊为祖庭；隋唐历代帝王大规模迎奉佛骨，使其成为皇家专属内道场，地位凌驾各宗派寺院。唐代国家佛教政策、文化治理、朝堂政教格局在此集中体现，对全国佛教发展具备导向作用，是中华佛教文化的核心载体。
②法门寺历史文化：涵盖寺院千年沿革、法门寺文化形成发展的内在机制、出土文物折射的唐代社会历史议题，是解读盛唐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明的关键切入点。
③法门寺文物考古：地宫出土千余件唐代顶级文物，数量庞大、等级极高、錾刻铭文史料丰富，包含舍利、碑石、金银铜器、丝绸织物、瓷器、域外琉璃等。相关考古研究，能够厘清法门寺在世界佛教版图的定位，复原唐代工艺美术、官营手工业、丝绸织造、外销瓷器体系，展现大唐开放包容的时代风貌，具备独一无二的学术价值。
④法门寺文学艺术：千年间积累海量文艺遗存。文学层面包含历代文人、僧徒咏寺诗词，《璇玑图》织锦回文诗、传统戏曲《法门寺》，以及民间传说、风俗掌故；艺术层面涵盖地宫器物纹饰、造像、书法等各类唐代艺术精品。文艺资源是法门寺文化对外传播、走向世界的核心载体。
法门寺文化兼具多元文明聚合性、佛汉文化双向交融特殊性、出土文物品类完备性，在中国文化史中拥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作为东方文化、中华文化、佛教文化大体系下的次级分支，若缺失法门寺文化研究，对唐代文明、中国文化史、世界佛教史的认知都会存在重大缺憾。
2.关于法门学
早在地宫发掘之初，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便预判：“法门寺每一件文物都会抛出全新研究课题，需要各领域专家深耕十年、二十年乃至更久，才能形成完整成熟的研究成果。我相信，如同敦煌学一般，法门寺文物研究终将发展为一门国际性显学——法门学。”
地宫海量高等级文物面世后，海内外学界在惊叹其历史价值之余，也催生大量待解学术疑问。虽部分出土器物与传世文献记载互证，但仍存大量空白与争议，典型议题如下：法门寺地宫始建年代、营建主体；佛祖指骨舍利自天竺传入中原的路线与经手人；唐以前历代皇室、民众供奉舍利的具体情形；唐代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狂热崇奉舍利的深层动因与群体心态差异；历次迎送舍利的仪轨流程、制度区别；参与法会的中外僧俗身份、生平与历史作用；唐前期供奉珍宝的官造机构（后期为文思院）；各类供养器物的制作流程、入宫渠道、宦官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佛教各宗派对待迎佛骨大典的不同态度；懿、僖二宗迎奉盛典中，京城大兴善寺智慧轮、安国寺僧彻哪位僧人主导法事；武则天绣裙入藏地宫的时间与缘由；地宫舶来琉璃器的原产地，唐代工匠吸收外来工艺并本土化创新的细节；唐以后历代朝廷对待法门寺舍利的态度，终止三十年一开塔制度的原因；咸通十五年地宫封闭至1987年重见天日的千余年间，盗掘之风盛行却地宫珍宝完好无损的核心缘由。
上述仅为代表性问题，背后串联佛教传播、唐代政治、经济、宗教政策、雕塑工艺、社会民生、中外文化交流等多重领域，学术内涵极为丰厚。地宫发掘十四年间，相关研究进度参差不齐：唐密曼荼罗、唐代茶文化、金银器、秘色瓷研究成果丰硕；法门寺沿革、唐代迎佛骨史实、韩愈谏佛等方向论文数量较多，但缺少系统专著；丝织品、琉璃器研究仅有零星单篇文章；铜器、香木微雕等器物至今无专项研究。整体而言，法门寺文化研究虽收获颇丰，但大量议题挖掘粗浅、学界观点分歧尚存，不少出土文物尚未纳入专项研究。尤其是唐密相关研究，属于国际重大课题，需联动国内各地区及印度、尼泊尔、日本、韩国、东南亚、欧美多国学者协同攻关，持续推进国际学术交流。法门寺文化与法门学是中外文明交融的结晶，学术无国界，全球学者共同参与研究，将持续丰富中华历史文化宝库。
3.关于法门寺文化建设
二十余年来，法门寺博物馆走出一条具有完整特色的发展路径：文物考据→学术研究→文化阐释→展厅陈列、文旅景观打造→社会与经济双向增益。自1990年首届法门寺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起，后续持续举办系列学术与文化活动：1992年法门寺佛教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1993年法门寺文学笔会、1994年法门寺茶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暨佛指舍利赴泰国供奉、1995年法门寺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与唐密曼荼罗专题研讨会（法门寺、北京两地举办）、1998年印度、尼泊尔驻华大使参会的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1999年日本法门寺文物专题展、2001年法门寺文化学术座谈会、2002年佛指舍利赴中国台湾地区巡礼、2003年杭州法门寺茶文化座谈会、2004年佛指舍利赴香港地区供奉暨第三届法门寺茶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2005年佛指舍利赴韩国巡礼、2006年朱子桥纪念馆落成暨近代文物保护学术讨论会等。十六年间，几乎每年均举办高水平学术会议或重大文化活动。
馆方整理出版十余部研讨会论文集、四卷本《法门寺文化研究》、三十九卷《法门寺文化丛书》，创办《法门寺文化研究》期刊；独立或联合出版《法门寺》《法门寺志》《法门寺文化史》《法门寺文化与法门学》等专著二十余部。同时持续开展文艺创作，摄制《法门寺猜想》《法门寺》《龙飞法门》《大唐法门寺》《万世法门》等影视剧、专题纪录片，产出大量小说、报告文学作品。
持续的文化建设带来显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法门寺院规模扩大十倍，法门寺博物馆场馆体量扩充六倍。新世纪以来，法门寺全域大文化区建设全面铺开，为千年圣地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地宫面世二十五周年回望，法门寺文化建设一路走来历经诸多艰辛，海内外学者、各界有识之士无私奉献才智，而张岂之先生高屋建瓴的纲领性指导意见，是法门寺文化走向辉煌的核心。电视剧《法门寺猜想》在台湾佛光电视台播出后，台湾民众对佛指舍利心生向往；舍利赴台巡礼之时，岛内万人空巷、争相瞻礼，印证了“佛手牵两岸，雷音震五洲”的宏大文化效应，也充分证明法门寺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
文末援引石兴邦先生寄语作结：
石兴邦先生说：
我希望，法门寺同仁与所有法门寺文化研究领域取得突出成果的专家学者，同心协力、开拓进取，产出更为丰硕的学术成果。此处引梁启超先生《志未酬》长短句共勉，与诸君一同奋进：
志未酬，志未酬，
问君之志几时酬？
志亦无尽量，酬亦无尽时，
登高山复有高山，出瀛海更有瀛海。
任龙腾虎跃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几许？
……
不有少许兮，多许奚自生。
……
但望前途之宏廓而寥远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