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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张岂之先生治丧工作组：

我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24级史学理论专业研究生龙腾。昨夜突然听闻张岂之先生逝世的消息，感到非常遗憾。作为侯外庐及其学派的后学和研究者，让我想到很多，虽然我还是未走出校园、登上学术舞台的学生，依然希望能够寄托我的尊敬和追思，以及提供些生平材料，专此致信。

张岂之同志（1926-2026）于1946-1950年就读北大哲学系，1950-1952年于清华读研。1952年，时任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将其招至西北大学任教，1954年侯外庐奉调回京任中科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二所副所长（仍兼任西北大学校长至1958年），并一手创办了思想史研究室，随即邀请张岂之加入其团队，借调为兼职研究员，此后一半时间在校任教，一半时间来所工作。1959-1960年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出版，其中署名“诸青”的正是何兆武（著名思想史家，曾在社科院和清华工作）、张岂之、李学勤（曾任历史所所长）、林英（曾任宗教所所长）、杨超五位青年学者，他们后来都成为大家。50-60年代，冒怀辛、祝瑞开、孟祥才、胡一雅、步近智、黄宣民、陈谷嘉、卢钟锋（曾任历史所书记）等入所，或招收为副博士研究生，或以大学毕业生入职为助理研究员，张岂之不仅帮助他们讨论修改文稿，而且还给他们上课，形成学术梯队，相关人员对此都有回忆，并且都公认张岂之是“侯外庐学派”的大师兄、话事人。文革后期的70年代，学术环境有所放宽，侯外庐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纲》，再次邀请张岂之加入其团队，张岂之甚至曾住在侯外庐家中一年之久，不仅随时探讨学术问题，而且劝解侯外庐坚持学者气节，拒不附和“批林批孔”。80年代，侯外庐身体已不好，张岂之主动接过《中国历史大辞典》《宋明理学史》的主编工作，留有大量工作通信（收录于《儒学·理学·实学·新学》及杜运辉《侯外庐先生学谱》），并且延续和发展了侯外庐的学术思想，任校长期间创办的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成为了“侯外庐学派”的阵地，其弟子（如前党和国家领导人王岐山、前任西北大学校长方光华等）也都成为了“侯外庐学派”的第三代成员。张岂之坚持侯外庐“独立自得”“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学术思想，和对老师的忠诚、对后学的尽心培养，实在让人钦佩和感动！

虽然张岂之先生学术地位如此崇高、资历如此深厚，但是却离我们并不远。我校及历史系于1954年成立，历史系的元老、创建者宁可先生，与张岂之先生是抗战时期重庆南开中学同学，并同于1946年考入北大（张岂之为哲学系，宁可为先修班，次年转入历史系），与汤一介、田余庆、狄源沧等都是同学。我的导师江湄教授为白寿彝后学，白寿彝也是侯外庐学派成员——解放战争期间在上海，白寿彝受邀加入《中国思想通史》作者团队，1950年侯外庐成为解放后首任北师大历史系主任，遂邀请其来北师大任教，并且承担《中国思想通史》关于史学思想部分的写作，可以说“白寿彝学派”正是“侯外庐学派”思想史在史学思想上的一个分支。

（图片由宁可长女、北师大历史学院宁欣教师提供）

我的硕士论文以《侯外庐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派”形成的学术社会史研究》为题，张岂之先生也是“侯外庐学派”的主要成员，所以我在学术阅读中对相关事迹有所了解。我认为，上述宁可、田余庆、张岂之等这一辈学者均生于上世纪20-30年代，都是在解放前上的大学，并在建国初开始为党工作、登上学术舞台，他们在史学史和学术史上有着很重要而特殊的地位——1890-1900生的这一代即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五老”，他们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50年代新中国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又是新的一代；而他们这一代，在旧社会（或者用侯外庐的话来说叫“拆散时代”）生长、上大学，但是自觉追随进步、走上革命道路，在50-60年代“五朵金花”“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等讨论中崭露头角，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起到很大贡献，是很宝贵的一代学人。可惜“知交半零落”，正如宁可先生的回忆录中所感慨的那样，他们多于2010-2020年间却都先后辞世，张岂之先生是硕果仅存的一位，他的去世是我国学界很大的损失！

我虽然还未走出校园，还只是个小人物，但是对于张岂之先生的钦佩和追思是真诚的。第一，对于张岂之先生的逝世，我深切感到悲痛和惋惜。第二，慰问张岂之先生的家属和弟子。第三，作为“侯外庐学派”的后学和研究者，我想在此表明我的志愿——我有意追随、阐释和捍卫侯外庐的学术思想！我想，张岂之先生及其弟子如若知道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界也有年轻后学正在研究侯外庐，并且其心愿和主张后继有人的话，应当也会感到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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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腾

2026.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