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博士生导师田昌五先生与张岂之先生是好友，缘此之故，我得以有机会比较早地拜识张先生。1988年，我完成博士学业，准备提交论文，与师兄王晓毅、于化民一起参加答辩。我们三人的专业方向是“中国古代思想史”，张先生成了我们的博士论文评阅人和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按古代的传统，他就是我们的“座师”。在整个论文评审和答辩过程中，张先生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有以下几点：

     一是看重友情，仗义相助。张先生当时正在西北大学校长任上，公务剧烦，日理万机，真的应该没有多余的精力与时间评阅论文、主持答辩。但是，当田先生提出邀请时，他二话没说就允诺了下来。这固然有他与田先生友情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我觉得这更是他致力于培育人才、壮大思想史研究队伍责任心的驱使。

    二是天赋异禀，效率惊人。我的论文撰写，中间曾发生过改换题目的周折，仓促成稿之日，距离答辩的时间已所余无几，所以留给专家评审的时间十分有限，当时没有快递这一说，论文用平信邮寄，有寄丢的担心，用挂号信邮寄，又费时多多，为了确保我能按时参加答辩，系里资助经费，让我随身携带思想史专业三人的论文奔赴西安，呈送张先生审阅。张先生无暇接待，让其助手任大援老师代他收下论文，我想，张先生怎么也得看上两三天吧。没想到，第二天上午任老师即来电话，通知我可前往学校取回张先生的评议书。原来，张先生收到3本论文后，用一个整夜的时间仔细读完，并用毛笔写出三份详尽的评议书。需要指出的是，张先生所审阅评议的这三本论文，研究的主题完全没有交集，我是谈董仲舒与两汉儒学，王晓毅是考察魏晋玄学“正始之音”，于化民是讨论明代王门后学的思想。可张先生从容应付，举重若轻，这样的效率，这样的能力，说真的，的确是叹为观止，让人钦佩不已！

    三是宽严相济，重在鼓励。对待学生的习作，张先生严格把关，既充分肯定论文中的优点，又认真指出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三篇论文，以王晓毅的“正始之音”最为出色，张先生在评语中给予了极大的赞赏和高度的肯定。于化民的论文也相当优秀。稍弱的就是我的论文。但尽管拙文写得不尽如人意，但是张先生仍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指出拙文有三个值得肯定的优点：并以“颇有新意”“很有独创性”“很有说服力”等评语加以褒奖。对论文论述不充分、提法欠周详、观点可斟酌、表达有阙漏等问题。张先生在申述其批评意见之时，也以“值得研究”这样温和的语气加以表达，并友善地指出：“尽管如此，这些都是作者的新观点，虽然有待于完善，但它们的提出，却反映了作者研究的创新性，还是值得鼓励的。”今天重温张先生的评审意见，我越来越明白先生的良苦用心，即对年轻学子的努力，要以鼓励为主，要保护他们在学问追求上的积极性，对他们尚嫌幼稚的想法，应该尽量去发现其中的长处，使他们对未来抱有信心。今天，我之所以能在学业上有所坚持，饮水思源，应该永远感激当年张先生这份评语所带来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