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入学的西北大学历史系学生们心中，张岂之先生是永远的恩师。西北大学历史学科的建设在张岂之先生任历史系主任时开始即走上快速发展的正轨。他请李学勤教授、田昌五教授来校兼职，使得学生们见识了不同学术背景、不同学术风格、不同学术路径的大家风范。张岂之先生秉承侯外庐先生开创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重视理论重视思辨的科学传统，对于考古学这样以实证为第一的学问，也予以积极支持，他对于陈直先生学术方向的肯定，影响了西北大学考古学的发展方向。张岂之先生对于西北大学历史系77级有特别的关心和引导。这个年级的两个班——历史班和考古班，涌现出不少学术英才。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就有朱玲、魏道儒、王震中、彭卫。考古学有世界影响的学者，则有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刘莉和秦汉考古大家焦南峰。

    我在本科学习期间就受到张岂之先生诸多教示。我发表的第一篇正式的学术论文《汉代的斗兽和驯兽》，就是承张岂之先生推荐在《人文杂志》1982年5期发表的。这已经是42年前的事情了。后来参加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六卷本）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版，2005年9月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承担秦汉三国部分撰写任务。至今清楚地记得在听到学界朋友发表的批评意见时，张岂之先生指示我依据史实，诚恳作答，后来争议遂得澄清。我受林甘泉先生指令，撰写《“其兴也浡”，“其亡也忽”：中国历代王朝盛衰兴亡的周期律》一文。成文后未能获得林甘泉先生满意。他几乎重写了这篇文章，署名“林甘泉、王子今”（《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25讲》，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版）。张岂之先生是全书主要策划者之一，他就此耐心指教我，应当重视理论的应用，以指导史学学术研究。在西大校园里，在清华林荫路，许多次漫步交谈，他的教导至今依然响在耳边。记得近年所得教诲中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是不一定非要写大部头的书，一是要少喝酒。这样的嘱咐虽然一不留神可能淡忘，但是话语中对后辈学子的真爱，我会永远深记在心。

    我曾经为张岂之先生的随笔集《春鸟集》写过一篇书评，题为《自然之风·自由之羽》。其中说：“以欢欣自由的‘春鸟’比喻知识分子积极活跃的文化思想和学术精神，可以说是别有意蕴的。”张岂之先生曾经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除了“人文”精神、“奇偶”精神、“会通”精神之外，又有“自然”精神。（《春鸟集》，第156页）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学术传统中许多精微之处，其实都是在这种和“自然”的共鸣中表现出某种接近“自由”的神韵的。今天，张岂之先生真正地走向“自然”，走向“自由”。我们怀念他，并由衷诵念：“张岂之先生千古！”